一是，没有合理怀疑不能刑讯，存在合理怀疑就可以刑讯。

有的办案人员认为，如果没有证据明确指向犯罪嫌疑人，就不能随意采取刑讯逼供；但如果有证据明确地指向犯罪嫌疑人，其有了作案的合理怀疑时，就可以进行刑讯逼供。这种想法，源自于唐朝时的《唐律疏义》。

二是，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案，就不会供述隐蔽性的案件事实。

这是实务界比较盛行的一种观点。因为办案人员忘了，讯问是带有很强的暗示性、诱导性，办案人员往往有意无意地会将案件中的一些隐蔽信息提示给嫌疑人，有的甚至是明显的指供、引供、诱供。

另外， 在些案件中，嫌疑人可能与被害人熟悉，或者对现场熟悉，别人眼中的隐蔽性信息，对嫌疑人来讲并不隐蔽。故而，对于供述了一般的隐蔽性案件信息，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实施或者参与了作案，更不能以此作为刑讯正当性的理由。

三是，被告人始终不认罪，没有取得有罪口供，即使有其他证据证明案件事实，也是疑罪案件。

实践中，已经可以实现零口供定罪。画蛇添足式的刑讯，只能对侦查取证的合法性、客观性产生怀疑，使原本不是疑罪的案件变成疑罪案件。

四是，暴力殴打是刑讯逼供，变相肉刑不是刑讯逼供。

观点来源于：刘静坤著的《证据审查规则与分析方法 原理规范实例》法律出版社，2018年出版。